端午假期，笔者回到豫北农村老家，盛夏时节的蝉噪蛙鸣，并没带来多少轻松愉悦的乡村体验，那是因为笔者留意到一个村庄本不该有的“宁静”：街头巷尾，难得看到孩子们嬉戏打闹、肆意奔跑的身影，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常约在某家院子里，盯着手机屏幕一看就是半个下午。吸引他们的要么是奇怪扮相的“网红直播”，要么是眼花缭乱的游戏画面；孩子们常被粗鄙的视频段子逗得前仰后合，偶尔也照猫画虎地模仿主播们的夸张表演。不光刷视频看直播，一起“开黑”打游戏也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和社交方式，技术好、分数高的往往成了受人膜拜的“大神”。
街坊老人说，现在留在村里的小孩儿基本都这样，放了学就是鼓捣手机；老人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很少再有精力去管孩子，更何况智能手机里的复杂功能他们根本弄不明白。前段时间就有孩子把家里种地攒下的几千块钱全部用来“打赏”主播，最后叫来河南电视台“小莉帮忙”节目组，几经协调才把钱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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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揪心的是，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现象正不止一地、不止一家地普遍发生。从2021年开始，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在河南、湖北、湖南等“三省九县”调研，他们从收回的13172份有效问卷中发现：40.4%的留守儿童有自己的专属手机，49.3%的留守儿童会经常使用长辈手机；孩子们主要是玩游戏、刷短视频以及看直播；其中67.3%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已出现“沉迷”趋势，21.3%的家长觉得“沉迷状态”已十分严重。
越来越“乖”的农村少年
沉迷手机，让原本就令人揪心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首先，由于占用大量户外活动时间，导致孩子们“近视率”激增。湖北某县一初中在近日体检中发现，30%的学生达到“重度视力不良”，该校老师表示经几轮“双减”后其实孩子们学习压力并不大，体质弱、近视频发的首要原因就是长时间玩手机；其次，留守儿童的社会认知本就单纯、薄弱，一些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很容易对他们造成消极影响，网络世界里娱乐化、游戏化、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导致过早网恋、盲目消费、极端情绪等社会问题时有发生；最后，沉迷手机还大量分散了孩子们本该用在学习上的精力，“双减”之后，留守儿童既没有各种课外兴趣爱好作为补充，又没有家长们足够的陪伴，反而“意外”获得了更多接触手机的时间，这让教育资源本就匮乏的他们，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在笔者看来，沉迷手机背后，还有一种更深远的影响在不经意间蔓延——农村孩子原有的“社会化”方式被彻底重构了，用笔者所在乡镇一位初中班主任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农村的‘00后’越来越‘乖’了，再也不拉帮结派、天天打架了，一点‘野心’都没有，唯一的问题就是玩手机”。换作时髦的说法讲就是农村少年不再“狂飙”了。
显然，这里并非肯定农村“80后”“90后”“经常打架”的过去，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却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一种重要的“社会化”方式。
如今，对于乡镇上的初中生而言，学校附近的网吧、游戏厅里呼朋唤友“连坐”的场景不见了，经过一轮又一轮扫黑除恶的乡镇和学校更变得无比纯粹和安全；老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总可以从附近网吧或游戏厅就能找到逃课的孩子们，伴随着“体罚”的消除和基层教师日益繁复的事务性工作，以往亲密的师生关系逐渐蜕变成一般的教学关系。与此同时，一台一两千元的普通智能手机就可以流畅运行几乎所有游戏，孩子们可以随时随地“开黑”，交友、恋爱等情感需求也从“线下”来到“线上”。于是，这些学生在没有“暴力威胁”的情境下，直接进入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和千奇百怪的直播平台中；在这个全新的“社会化”方式里，老师们甚至搞不清处于“思想闭环”中的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
对于农村孩子而言，现在的他们也不再热衷于和小伙伴们“掏鸟窝”“钓龙虾”“上房爬树”等“80后”“90后”热衷的游戏；尤其是物质上逐渐宽裕，让他们普遍不用再像父辈一样很小就成为家里的半个劳动力，参与到“挑水劈柴、插秧割麦”等农活中去，“读书”对他们而言和城里孩子一样，成了一件完全“职业化”的事，甚至邻里亲情中的关系也在急剧淡漠。于是，新的社会化方式出现了：手机逐渐替代了农事劳动、亲情伦理、自然生态等几乎传统乡村生活的全部要素，让它们统统变得陌生且无趣。
总的来说，随着农村孩子原有的社会化方式消退，我们可以看到手机代替了曾经的游戏机、随身听等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学校、村落和社区；一种以手机为主体的全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呈现出来——农村孩子的生活空间被单独割裂，与周遭现实社会形成隔离，他们的精神诉求可以在网络世界里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不断消减与真实社会接触的欲望，与现实的关联度在不断降低。有专家将这一现象表述为“附近的丧失”——即很多人在成年后在进入一个陌生人环绕的社会以后常会产生失落感，而对这些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童年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附近”。
放下手机，触摸“真实世界”
造成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10年来，我国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村上网极为便利、成本极低，手机从价格到硬件更是深度“内卷”；在外打拼的父母常抱有对孩子物质上的“补偿心理”和方便联系的实际诉求，加上2020年以来疫情防控导致的“线上授课”，这些因素都让留守儿童的手机拥有率持续快速增加。
其次，一些资本化的互联网产品不断吸引儿童沉迷其中，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游戏开发商、视频社交平台在增加用户黏性上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成年人都沉迷其中更何况留守儿童。
最后，从2006年开始义务教育被纳入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从乡镇逐渐上升到县级，教育资源的“向上集中”使得经济能力允许、看重教育的家庭都会把小孩送到县城去念书，留在村里的普遍就是不重视孩子管教或经济能力不允许的家庭；加上“隔辈”老人看护、陪伴、教育观念淡薄，导致手机在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中“失控”。“5+2=0”现象，就反映出不少老师的无奈：在学校好不容易管了5天，回家2天一切归零，尤其是在“双减”作用下，孩子们课余时间学习任务极少，常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在校园、家庭环节加强对孩子们手机使用进行监管，一方面在优化和重塑“社会化”渠道上做文章，恐怕是从“正反两方面”解决留守儿童手机沉迷的关键。从监管层面来看，应以学校为中心，制定科学的管理惩戒制度，加强课堂、课间、就寝后的巡查管理；也可以通过思想教育、主题征文、知识竞赛等形式，引导孩子们认识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必要时甚至可以聘用专业团队或信息化手段等方式介入。国家也应继续在政策和立法领域推进，尤其针对游戏、短视频、直播、社交等方面加强针对青少年儿童的内容监管，强化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绿色清朗的网络环境。
从优化重塑“社会化”渠道层面来看，引导农村孩子们开展劳动实践，组织丰富多样的读书会、运动会和其他社会活动等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尝试，湖南长沙县就结合当地实情，将给高年级同学布置农事劳动作业、低年级同学布置手工作业常态化，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笔者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通过“送书下乡”“乡村美育”“艺术实践”等创新方式，试图点亮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重新唤醒他们对周围亲朋好友、一草一木及所有“真实的”乡村生活的热爱，让他们与现实社会不存在任何介质的隔阂，以此实现人格培养和社会化塑造，帮助他们放下手机、更好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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